绪论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秦汉时期郡、县、道、邑等行政区划，以及与此相关的边界、交通、民族等相关问题。自古以来，尤其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考据学派己经对该领域有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其成果之多、水准之高，几可谓登峰造极。近代以来，随着技术手段（主要是绘图技术）的发展、出土文献的发现以及对传世文献的进一步解读，该领域的研究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超迈清朝考据学派的成就。但是随着一些传统重大问题的解决，该领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有些“冷清”，而究其原因无非是囿于文献阙佚，一些有价值的研究难以展开，成体系的研究框架难以构建，现有的研究成果难以超越。诚如杨树达先生所言，“考证史实，为事较难，而所得反小；钩稽史实，为之者较易，而收获反丰” ，而笔者之所以选择该领域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思考：1、历史政区地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而秦汉政区地理更是直接反映了我国早期封建社会疆域的形成以及管理状况。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秦朝不仅统一了六国，而且南征北战，击胡攘越，拓展了我国的疆土，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宝贵的生存空间，而且秦朝政府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使得这种薪新而有效的地区行政管理模式推广并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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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从《汉书.地理志》体例看郡国沿革

第一节《汉志》郡国之注文

《汉书.地理志》各郡国下皆有班固自注，包括郡国沿革、莽曰、州属、山脉水系、都尉设置、关溢等内容，其中关于郡国沿革部分的注文，由于对考究秦汉时期的政区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历代史家考证秦汉郡国设置变化往往都离不开班固自注，但是班固自注却是存在严重的缺陷和错误。众所周知，钱大昕据《汉志》班注中的“秦置”、“秦郡”、“故秦某郡”共统计出三十六个秦郡，并以之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初并天下时的三十六郡，而其中包括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但是岭南这三个郡实际设置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不当预身于三十六郡之目，而《汉志》误入之。如果《汉志》是以三十六郡为羸秦一代之郡数，那么更是于理不合，因为秦代先后设置过的郡级政区远远不止三十六个，关于此问题，学界已有深入的辨析，故本文于此不拟深论。除此之外，班固自注之“高帝置”亦存在严重的问题，郡国曰“高帝置”者凡十九，而实为高帝置者却并不多，王国维早已指斥其非。至此可知，《汉志》之班固自注确乎不可尽信，而更为严重的错误是《汉志》总论秦汉时期郡国沿革，其文曰：“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广三边。

第二节武帝“开” “置”

曰“武帝置”之郡，共计十一个，上文已论证了十个，并阐述了 “开”、“置”之区别，这剩余的一郡便是武都。《史记.西南夷列传》云南越破后，以“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 ,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记此事曰“武都郡本广汉西部都尉治也，元鼎六年别为郡”，《后汉书.西南夷传》记曰“白马氏，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结合上述记载，可知武都郡原系广汉郡之西部都尉地，元鼎六年（前111年）由广汉郡析出，并合以白马氏一部，从而新立为武都郡，而其主体部分来自于广汉郡，因此武都郡曰“置”，而不曰“开”。这便是武都郡有别于犍为、越雋、胖洞、益州郡的地方，此五郡皆为开西南夷所置郡，而犍为等郡曰“开”，独武都郡曰“置”。值得一说的是，犍为郡的情况恰好与武都相反，犍为系由广汉南部数县与南夷地合置,但是以后者为主，前者为次。根据《汉志》的记载，犍为郡共领有十二县，为：赞道、江阳、武阳、南安、资中、符、牛轉、南广、汉阳、存玛、朱提、堂琼其中前七县为西汉固有领土，后五县为南夷地，据此，犍为郡的领土来源应以广汉析分为主，而以南夷地为次，然则犍为应曰“置”，而非“开”，但是《汉志》著录的郡国设置状况乃是汉末成帝时期的情形，在汉武帝初置犍为郡时，得自西南夷的面积远远大于得自广汉郡的面积。

第三章汉初吴芮长沙国考——兼论秦洞庭、苍梧两郡 ..........49

第一节豫章郡之归属 ........49

第二节秦之洞庭、苍梧郡 ...........55

第三节豫章郡补说 .........62

第四章西汉犍为郡始置年代考 ....65

第五章西汉合浦郡朱卢县新考 .....69

第一节论后出史料不可信据 ........70

第二节《汉书》关于儋耳、朱崖之记载.... 72

第三节从东汉、三国时之情形看朱卢（朱崖）设置 ........77

第六章“越骑”臆解

第一节“越骑”乃“西方人”

如淳认为越骑校尉属下之越骑，系以归附之越人充之。众所周知，西汉时期，越人主要有两个较大的族群，分别为南越和东越，东越又分为闽越，其中南越分布于今广东省大部和广西省中东部，闽越位于今福建省大部，东位于浙江省东南部。汉武帝建元年间（前140—前135年)，“东瓶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有“东瓶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 时庐江郡位于长江以南，与所谓“江淮之间”稍异。元封年间（前110—前105年），平闽越，“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博，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 ，而在此之前，汉军便已逾南岭，平南越，并设置郡县。至此，闽越迁至江淮之间，南越置郡，越人基本处于汉政权管辖之下。如果“越骑”果为归附之越人，那么其来自江淮之间和岭南的可能性最大。

第二节《汉纪》、《后汉书》和《三国志》中的“越骑校尉”

如果采取后者，那么如淳“越人内附，以为骑也”的说法便是很难成立的。荀悦《汉纪》系删削班固《汉书》而成，而每每胜出《汉书》，唐刘知几称其“历代褒之，有逾本传” 宋李煮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书太上皇事及五凤郊泰畤之月，要皆舍班而从荀。盖以悦修《纪》时，固书犹未钟譌”，又“朱云请上方剑，《汉书》作‘斩马’，悦书乃作‘断马’。证以唐张渭诗‘愿得上方断马剑，斩取朱门公子头’，知《汉书》字误”,然则荀悦《汉纪》之“朗骑马”是不可轻易否定的，或许《汉书》原本亦作“駔骑马”，但在后来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丼i化，读书浅人望文生义，见“越骑校尉”字样，遂改“朗骑马”为“越骑”，之后便以说传i化，所幸荀悦作《汉纪》时，《汉书》尚未发生说误，从而保存了 “越骑校尉掌朗骑马”这一最初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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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谓“越骑校尉掌越骑。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其中“越骑”系以“中国”子弟充任，而“宣曲胡骑”、“池阳胡骑”中多为胡人，但不可排除其中有汉人。然则文献中屡屡出现的“胡、越骑”、“胡越骑”，如《汉书?宣帝纪》“发三辅、中都官徒池刑，及应募攸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④之“胡、越骑”，又如《汉书.赵充国传》“充国子右曹中郎将印，将期门飲飞、羽林孤儿、胡越骑为支兵”⑤之“胡越骑”，便是“越骑”、“宣曲胡骑”、“池阳胡骑”的合称。又王子今先生举述之《艺文类聚》所引晋陆机《从军行》，中有“苦哉远征人，飘飘穷西河。南涉五岭颠，北戍长城阿。胡马如云屯，越骑亦星罗。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负戈”之语，王先生认为“与‘胡马’成对仗关系的'越骑’，似乎不大可能是指‘材力超越’”，按，“征人”与“西河”、“五岭”与“长城”、“胄”与“戈”皆为对仗关系，但两者绝非一物，而“马”和“骑”却无甚区别，都做马匹讲，这不得不令人生疑。其实《艺文类聚》所引《从军行》之“越骑”本作“越旅”而《陆士衡文集》和《文选》皆作“越旗” 《说文解字》释“旃”作“旗有众铃，以令众也” ，准此，《从军行》之“越骑”恐难成立，然则除“越骑校尉”之“越骑”外，古典文献中绝少可解作越人之骑兵的“越骑”。关于“越骑”，如淳“越人内附，以为骑也”的说法自然难以成立，而晋灼“取其材力超越也”的主张，在目前看来是比较可取的，而长水校尉和胡骑校尉下属之“胡骑”，多由胡人充任，但不可遽然否定其中有汉人，尤其是在东汉时期，长水校尉下的“胡骑”很有可能还没有“汉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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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