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卢斯媒体与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关系探源

 

（一）美国媒体与对华援助政策关系的理论

根据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对政府决策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将美国政治的决策者分为外圈决策者和内圈决策者两种类型。内圈决策者是指政策的直接制定者，主要由总统、联邦政府各部门、国会及其各委员会，还有为总统提供建议的顾问班子等；外圈决策者即社会上的各种影响力量，比如新闻舆论界、政党和利益集团等。本节内容主要探讨外圈中的大众传媒对内圈直接决策者的影响，即大众传媒是如何影响国会制定决策的。

毋庸置疑，在美国这样一个处处标榜“民主”的社会里，舆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社会中普通公民关于政策的意见对政府精英阶层制定政策的影响程度是衡量政治是否民主的重要标志。本杰明·佩吉（Benjamin Page）和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Shapiro）曾做过一项研究，发现从1935年—1979年的关于民意调查的300多个议题中，有占66%的议题是政策转变与民意转变相一致的，甚至在剔除民意的上下波动等因素后，这个比例竟达到将近 90%。美国政府的权力决策机制决定了美国是一个代议制国家，而国会只是一个代议平台，议员由选民选出，对选民负责，因此，选民（也就是公众）的意见对议员在国会中的投票决策具有重要作用。

而大众传媒作为一种社会中介组织，在公众舆论和政府决策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从公众的角度看，媒体可以将分散的、潜在的公众意愿和要求转化为相对明确的、具体的政策要求，进而通过种种渠道进行报道，把公众的要求输送到内圈决策层，以供直接决策者参考；另一方面，从国会的角度来看，大众媒体对于国会的影响在于媒体能够影响公众对于国会决策的看法，形成公众舆论，对国会决策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有时大众传媒本身就是舆论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公众的意见，国会和政府不得不重视。

 

（二）卢斯和他的媒体帝国

在1931-1945 年的中美关系史上，卢斯媒体在美国对华援助态度的改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卢斯媒体在新闻报道上，关注大洋彼岸的中国并极力呼吁美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援助，这是与卢斯媒体的缔造者有重要关系的。同时，卢斯媒体在美国新闻界的地位，也决定了它对美国政府制定援华政策的影响程度。

1.  卢斯的中国情结和“美国世纪”理想

（1）卢斯的中国情结

1989 年亨利·卢斯出生于山东登州的传教士家庭，童年时代是在中国度过的。而那时的中国政局动荡，社会混乱，正遭受西方列强的疯狂瓜分。目睹中国的一切，他在父亲基督教福音万民思想的影响下，对中国的遭遇深感同情，并初步有了拯救中国，走向光明的念想。十四岁的时候，他离开中国赴美求学，然而这十四年的童年生活带给卢斯的却是他一生都难以割舍的中国情结。

在他出到美国求学的时候，卢斯表现出的是勤奋刻苦、智力超群，而又朴实无华、直率孤僻的独特性格，这使他很难融入同龄美国学生的社交圈子。同时，他中国的经历，使他被同学们嘲笑为“中国佬”。求学过程中，遭受的孤独与歧视，经常使他怀念中国的一切，想念中国的风水民情，增强了对中国的情感。

1932 年，当他再次回到童年故乡中国的时候，正值日本对中国侵略。虽然这时的中国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但是民主化的进程已经开始，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正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付诸实践。卢斯对中国的情感再度被勾起，而现在的他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新闻事业，创办了《时代》周刊和《财富》杂志。从 1932年到 1945 年，卢斯一直利用手中的媒体为支持中国的抗战而努力着，塑造了一个美国化的“中国形象”，以期实现对中国的救赎。

 

二、美国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初步塑造及对华援助的冷淡（1931-1937）

 

1931 年中日战争刚刚爆发时，美国媒体对远东地区的局势并不十分关系。但是，随着卢斯媒体对中日战争报道数量的增加，逐渐引起众多媒体的关注。而这一时期，卢斯媒体首先要做的是改变长久以来美国人对中国的不好印象。在报道策略上，卢斯媒体选择对当时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的塑造，并形成“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初步印象。总体上看，美国媒体对中日战争的关注不多，对中国的态度也仅限于同情。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对中国争取援助的问题上也是极为冷淡的。

 

（一）美国媒体对当时中国的报道状况

尽管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新闻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总体上看，美国人对亚洲事务很少关心，对遥远的中国也十分陌生。正如当时的美国媒体人赫斯特（Hearst）所掌控的系列出版物所说，中国的困境“与我们无关……我们同情他们，但并不为他们操心。”这些言论反应了当时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普遍态度。

这一时期，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特点，整体上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媒体对远东地区的中日战争报道数量较少；二是针对日本对华侵略的事实，媒体对中国的态度非常冷漠，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

媒体的这种态度体现了美国国内浓厚的“孤立主义”思潮。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尽管美国经济上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在政治上却不敢去承担自己作为大国的责任。当中国呼吁美国和国联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给予制裁而对时候，美国与国联之间互相推诿。随着日本在中国的侵略的扩大，美国逐渐感觉到自己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受到威胁，但是由于孤立主义势力的压力，美国只能对日本侵略的中国领土和权益作出“不承认”的声明。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正在崛起的卢斯媒体开始关注中国战况，并逐渐增加对中国的报道，使美国人改变长期以来的对中国的不良印象。1932 年，卢斯再次回到中国，看到的不再是腐朽昏暗的中国，而是正在践行孙中山民主思想的中国。在卢斯中国情结的影响下，卢斯致力于中国形象的改善和民主化的推进。由此，他利用手中的媒体资源，开始了对中国形象的塑造。然而，形象塑造的过程是缓慢的，要完成美国对中国形象的改变任重而道远。

 

（二）卢斯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初步塑造

基于对中国特殊的感情，以及中国当时的落后现状，卢斯选择将中国作为实现他“美国世纪”的试验场。卢斯也清醒地认识到，要使美国公众相信中国是可以教化，并愿意信奉上帝、追随美国，他必须改变美国对中国原有的不良印象，塑造一个崭新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对中国的印象是不好的，“中国佬”、“中国猪”这样的描述经常出现。1882年美国国会甚至通过了针对中国移民的《排华法》，将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卢斯改变美国人中国印象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为改变美国人过去对中国的不好印象，并最终实现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卢斯作了长远计划。卢斯深知美国政治决策机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改善有赖于美国民众对中国印象的改善与“孤立主义”情绪的消除。要做到这些，卢斯必须发挥旗下的媒体优势，即可以让美国公众了解和认识中国，关心远东局势，又能够塑造一个美国化的中国形象。美国化的中国形象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塑造一个人物的形象远比塑造一个国家的形象要容易的多。卢斯在塑造中国形象这一问题上，选择将中国国民党蒋介石的形象塑造作为切入点，并形成“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印象。

卢斯媒体的初期策略便是让蒋介石多次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1931 年10 月 26 日，蒋介石第一次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突出强调蒋介石对日军入侵中国东北的抵抗决心。1936 年蒋介石又先后两次登上《时代》封面，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及其各项政策。为使美国人民对蒋介石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还把蒋介石吹捧为未来中国的领路人，并宣称蒋已为此努力做出变革，给美国人提供比较详细的信息。这些详细的报道是必要的，因为在当时，亚洲以外的国家（包括美国），很少知道中国的这些变化。正如《时代》周刊所报道的，蒋介石的“智慧和愿望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的成就，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却对这些了解不多”。

时代公司的新闻媒体还突出报道蒋介石的基督徒身份，这是拉近美国公众心理的重要一步。《时代》周刊曾经报道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结婚后，便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学习《圣经》，逐渐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西安事变中蒋介石“一直坚持阅读圣经”充分显示了他对耶稣的虔诚，并因此在圣诞节那天被释放。而对于之前蒋介石消极抗日的行为，《时代》不仅没有对其批评，还为其找理由，说蒋介石对日本的侮辱和抗击采取的是基督教式“打你的左脸，把右脸转给他打”的做法。对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清剿，《时代》刊文说，这不应当视蒋介石为挑起内战，而应看作国民党军队为更好的在实战中打击日本侵略者所进行的军事演练。这些足以看出时代公司诸媒体对蒋介石的美化宣传。

总体上看，卢斯媒体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的报道还局限在对蒋介石的形象塑造上，无形中给美国公众造成“蒋介石就是中国”的概念。虽然卢斯对中国的形象塑造刚刚开始，但对蒋介石的这些正面报道，已经开始引起美国公众的兴趣，这为淡化“孤立主义”思想，影响美国今后的对华政策奠定了基础。

 

三、美国媒体“中国形象”的重塑与对华援助态度的改善（1937-1941）.........14

（一）美国媒体对报道中国态度的转变....................14

（二）卢斯媒体对“中国形象”的重塑........................15

四、美国媒体“中国形象”的深化塑造与全面援华的开展（1941-1945）........25

（一）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变化.................25

（二）卢斯媒体对“中国形象”塑造的深化——以宋美龄访美为例...............26

五、迎合与争取：中国对美国媒体“中国形象”塑造的回应...............34

（一）设立国际宣传处，重视对美广播宣传........................34

（二）选派知名人士赴美宣传.....................35

（三）加强与美国新闻界的联系.........................36

 

五、迎合与争取：中国对美国媒体“中国形象”塑造的回应

 

1931-1945年间，美国媒体通过对远东局势的报道，引起美国国内环境的改变，公众和政府对中国给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逐步塑造起一个美国化的中国形象，这对美国的援华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不应忽略的是，“中国形象”的塑造并非美国媒体的一厢情愿，离不开中国方面的迎合与争取。中国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进行回应：

 

（一）设立国际宣传处，重视对美广播宣传

1937 年 11 月国民政府设立的国际宣传处（以下简称“国宣处”），是抗战时期中国对美宣传的主要阵地，也是回应美国媒体“中国形象”的大本营。为迎合美国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争取美国援助，国宣处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策略。

首先，国宣处积极回应美国媒体对日本在华侵略暴行的报道。例如，在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上，《芝加哥每日论坛》和《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作了相关报道，谴责日军在南京的野蛮屠杀，“成百上千的平民和被俘士兵排成一排，被分批射杀……这简直就是谋杀。”美国公众在对日本谴责的同时，也表示对中国平民的同情。作为对美国媒体对南京大屠杀报道的回应，1938 年国宣处将反映南京大屠杀内容的《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翻译成英文，并在纽约出版发行。同年3月，又派南京安全区总干事美国人费吴生（George A. Fitch）携带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赶赴美国，一边放映该部影片，一边极力向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政府官员和各种新闻媒体等控诉日军的侵华暴行。国宣处在美国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美国媒体塑造的中国形象和对日本的谴责。

 

结语

1931-1945 年间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援助，对中国抗战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在争取美国援助的过程中，美国媒体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随着不同时期美国媒体塑造的中国形象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引起美国对中国援助态度和政策上的改变，先后经历了由置身事外的冷淡态度到“制日援华”的有限援助，再到对中国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全面援助这样一个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国的政治决策机制中，媒体可以通过引导公众舆论对政府决策施加重要影响。

同时，我们还应正确评价媒体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在美国民主的理想状态下，权力属于人民，而媒体是人民行使权力的舆论口舌。而在现实的美国政治中，媒体很多时候根本不是权力的监控者或者“把关人”。在更多的情况下，媒体只是政府信息的传递者，甚至还要负责过滤公众对政府信息可能的反应。而只有在政府意见不一致，需要征求公众意见的时候，媒体才向公众敞开声音的大门。所以在美国，媒体并非拥有理想状态下可以超越政府，甚至左右政府决策的权力。实际上，美国媒体，特别是在战争年代，是为美国政府服务的，其从属于美国利益。

随着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的发展与进步，新闻业也不断趋于成熟。在现代国家外交中，媒体也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媒体外交”这一概念也不断出现在学术研究和外交实践中。然而，媒体在外交过程中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通过正面报道，加强国家间的理解和交往；也可以通过负面报道，加深国家间的误解，扩大分歧，甚至引发冲突。在中美关系中，媒体往往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如何正确而充分地利用媒体的力量促进国家间外交事务的发展，将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