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30多年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中国快速城市化，是全球由工业社会迈向网络社会的世界规模巨变的结果之一，在网络日益普及的同时，中国城市快速兴建的面貌趋同的城市建筑空间，却日渐趋同而陷入“千城一面”的意义危机。（图01-01）

现实生活的物理空间被地理临近性所界定而成为地域，地域藉由地理距离对于其所承载的物质实体的制约，而给予其所界定的物理空间以规定性。而由网络节点组织互动所形成的网络空间,超越了地理距离的规定性，因为其所承载的,已不是现实意义上的物质实体及其操作经验,人类将注意力从注重原子世界物质能量的流动转向比特（bit）世界信息的流动，并且这种流动的操作日益基于心灵意义上的基本价值与认同在地理越界基础上进行编组。而随着社会经济与社会组织中的支配性权力与功能的网络化转移，地域的重要性及其对人类的种种限制与制约迅速衰落；与此同时，民族认同却凭借网络在全球意义危机中跨地域集结，这是为何在网络社会背景下选择“民族”而非“地域”的角度探究建筑与城市的缘由。自芒福德以来并由A.楚尼斯（Alexander Tzonis）和L.勒费夫尔（Liane Lefaivre）在1981年首先提出的“批判的地域主义”，成为建筑学界经久不衰的热点。相对于“批判的地域主义”将建筑的生成定位在基于物质原子的特定气候、场址、地形等地理环境（即地域的规定性），论文“双重转换——网络社会的中国建筑与城市”将网络社会结构中的建筑与城市演变，定位于以比特（Bit）在网络中跨地域集结的认同，尤其是民族认同。因此，二者的出发点明显不同。

近代以来的中国建筑与城市转换，是在强势外来建筑风格与城市文化对中国产生持续冲击，使建筑的民族传统在近百年里呈现出弱势的情境中进行的。至今历时已近百年的中国建筑与城市转换，是一场伴随着中华民族从危机边缘奋力站起和走向振兴的，建筑与城市设计思想和实践的巨大变革。其中包涵着数代学人对中国建筑与城市转换的努力，20 世纪中国建筑转换中就经历过三次大规模的关于“传统与现代”的讨论：30 年代的“西式建筑与民族固有式”的讨论；50年代对什么才是符合新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筑风格的讨论；80 年代改革开放伊始再次展开的“现代主义与民族形式”讨论。这三次讨论背后潜藏着中国建筑的转换脉络，下文以中国投入全球资本流动的经济和信息化模型的改革开放为界，分前后两部分梳理这个脉络，亦为选题的背景之所在。

1.2  课题的提出及意义

对中国建筑与城市现代转换之探讨，自 1920、30 年代兴起，50 年代和 80年代两度复兴，时至今日，我们如何以更宏大的人类文明变迁的视角看待前三次关于民族建筑“传统与现代”的讨论？

通过前面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这三次关于“传统与现代”的讨论中每一轮讨论都是在孤立的语境中从头开始，而不是在有效地吸取前辈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从近代的民国时期一直到今天，中国的建筑与城市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随时代的转换问题，以至于没能在整体上将民族传统的建筑与城市文化，转换成与时俱进而富有活力的建筑与城市文化。那么今天我们需要有效地总结吸取这近百年里中国建筑与城市转换的规律：其一、技术发展水平是决定中国建筑与城市转换的基本因素；其二、社会体制会深刻影响中国建筑与城市的发展；其三、培养建筑师的建筑教育体系对于中国建筑与城市发展的影响不容小觑。其四、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建筑与城市，会受到来自本土的力量和国际的力量、商业力量和官方力量的共同作用。

以史鉴今，今天当我们把中国建筑与城市的当代转换当做一个课题来研究，可以从上述总结出来的这些规律与存在的问题上，更积极有效地去判断和解决当代中国建筑与城市的转换问题。

近 30 多年来，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网络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普及同步，依托于网络信息技术所形成的网络社会的基础设施、经济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化进程，正在改变着我们社会的生活、生产、消费、管理、交流和思维方式，也必然影响到建筑和城市的面貌。那么在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普及和深刻作用下，中国建筑与城市的民族传统将如何转换？建筑与城市的未来发展趋势若何？

2  网络社会的建筑与城市空间模式

2.1  网络化及流动空间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人们如果没有很好的家庭背景、政治资源、财富依托的话，就很难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而网络的普及使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和其他人同处同一个知识信息平台，这种普及过程“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逐步推进的信息化再结构进程，这是人类社会一项具有决定性的历史进程,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包括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与竞争）只有在体现企业网络之间互动的全球网络中才能最终得以实现。曼纽尔·卡斯特在谈到新经济的时候对‘网络化’进行了进一步的描述：新经济还有另外一个基本要素：网络化（networking）。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组织性转化，和过去的历史变迁时期一样，都是制度再结构与技术创新得以在新世界里展开的必要条件。”虽然网络化顾名思义意味着网络的普及或传播，但通过卡斯特对于新经济的网络化的表述我们不难理解，网络化意味着一种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网络技术的普及，更是一种从垂直系统向水平系统的社会体制（包括社会组织形式和制度逻辑）的转变。这种向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全球性水平系统的组织形式和制度逻辑的转变不仅重新定义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可能，也重构着人类基本的价值认同，固定的权力垂直系统对人所造成的等级压抑将日渐被轻松自由的平等人际关系所释放，一切都转变为匀质和流动的，可以自由采集和传播。

需要注意的是，网络化的广度和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其在空间向度和时间向度上的扩展都超出了人类以往的任何技术变革。在网络传播的广度上，由于网络的使用者与操作者是同一群人，也就是说使用者能够控制技术，“因而创造与操纵符号(社会的文化)的社会过程，和生产与分配财富及服务的能力(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之间，便有了紧密的联系。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人类的心智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而不仅是生产体系中的决定性元素。因此，电脑、通信系统、基因的解码与程式化，都可以说是人类心智的扩大与延伸。我们思考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思考，都表现为财富、服务、物质与知识产出，不论是食物、居所、运输与通信系统、电脑、导弹、医疗、教育或是影像。心智与机器——包括脱氧核糖核酸(DNA)——之间的日益整合，消除了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所说的(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第四次断裂’(the fourth discontinuty)，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出生、生活、学习、工作、生产、消费、梦想、奋斗或是死亡的方式”；可见网络传播在空间向度包括人类社会的广度上是全面而彻底的。就网络的传播速度而言，若说历史上分别以蒸汽机和电力的发明为核心的两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扩散速度如江河洪流，那么信息技术的扩散则似闪电般席卷全球，在20世纪不到20年的时间里（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已通过信息技术将不同的社会群体与领域及全球的支配性机能连接起来。

2.2   网络社会的民族认同重构

2.2.1  认同

曼纽尔·卡斯特在其《认同的力量》一书开篇第5 页中指出“认同（identity）是人们意义（meaning）与经验的来源”，它包括很多方面，例如性别、宗教、民族、种族、地域、社会等方面的认同。“认同尽管能够从支配性的制度中产生，但只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在化，并围绕这种内在化过程建构其意义的时候，它才能够成为认同”。“与角色相比，认同是更稳固的意义来源，因为认同涉及了自我建构（self-construction）和个体化的过程。简单说就是，认同所组织起来的是意义，而角色组织起来的是功能（functiuon）……所有的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一般而言，谁建构了集体认同，以及为谁建构了集体认同，大致上便决定了这一认同的象征性内容，以及它对于那些接受或拒绝这个认同的人的意义”。可见，相对于“经济——功能”，从“意义——认同”角度，对于面貌日渐趋同而丧失“认同感”并陷入意义危机的中国建筑与城市而言，对于其认同的研究是解决上述系列问题的一个关键性线索。

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将构建认同的形式和来源分为三种，一种是以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入的合法性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 合法性认同产生公民社会即一套组织和制度。合法性认同是公民社会的制度及其所带来的变革性力量与其国家权力“机器”之间所共享的，或者说至少彼此是合法性认同的一种延伸。可见，在合法性认同及其所产生的公民社会下，既有民主和教化，也有内在的支配和强制。在卡斯特对此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有必要补充的是，在网络社会中，合法性认同应当主要是指网络社会流动空间精英的意义认同，被排斥于网络社会的合法性认同之外的除了网络外的社会行动者，还可能是拒绝网络的国家。也就是说，在网络社会中，并不能够简单地把合法性认同与公民社会制度及其国家权力“机器”直接画等号。

第二种是由那些其地位和环境被支配性逻辑所贬低或诬蔑的行动者所拥有的抗拒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这些行动者筑起了抵抗的战壕，并在不同于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基础上生存下来，抗拒性认同导致共同体；

第三种是规划性认同，是当社会行动者基于不管什么样的能到手的文化材料，而构建一种新的、重新界定其社会地位并因此寻求全面社会转型的认同，规划性认同产生主体。通过作为集体的社会行动者的主体，个体得以在自身的经验中达到完整的意义。

3 网络社会中国建筑与城市的双重转换 ............. 47

4 建筑与城市的“民族传统转换” ............. 51

4.1 “民族传统转换”的逻辑基础 ........ 51

4.1.1从“与时俱进”到“因境而变”.............. 51

4.1.2内容熵减以平衡结构熵增 ........... 52

4.2 “民族传统转换”的内涵 ............. 56

5 建筑与城市的“轻匀流趋势” ...............109

5.1“轻匀流趋势”的逻辑基础 ..........109

5.1.1潜在的线索：广义上的“轻匀流趋势” ............109

5.1.2“轻”的逻辑基础 ............113

5.1.3“匀”的逻辑基础 .............. 117

5   建筑与城市的“轻匀流趋势”

妹岛和世设计的瑞士劳力士学习中心较好地体现了建筑与城市的“轻匀流趋势”。（图5-01至图5-03）劳力士学习中心的整个建筑采用平滑匀质的内外表皮，室内空间不仅在平面方向上不同区域间消除了明确界限，而且在垂直高度上也消除了明确的界限，形成地面和天花的大幅度波动，共同塑造了一个可以容纳人们各种功能活动的整体贯通的流动空间，形成一种流动匀质而轻松宜人的建筑空间特征。

5.1“轻匀流趋势”的逻辑基础

5.1.1潜在的线索：广义上的“轻匀流趋势”

弗里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说“网络对于所有生活都是很普遍的一种模式，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网络”。（Monge、Noshir S.Contractor教授，2003）这不仅是指今天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构成的社会网络，也表明了作为人类社会基本力量的网络的历史性。实际上，可以说人类社会之“网络”，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古代就存在，“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考古学家和古代史专家强烈地提醒我们：据历史记载，在地球上距今几千年前的几个先进古老文化中，人们就认识到网络作为人类基本力量的普遍存在，并对网络持肯定态度。”确实，就网络的基本直观效用而言，无非就是人类为突破地理位置对于其种种社会活动的限制而利用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nodes）形成的相互联结而已，“的确，靠风力制动的船只也能建立海域内甚至跨越海洋的贸易网络。骑马的使者或者跑得快的报信者也能维持中央与地域广阔的地方之间的通信。”至于构成网络的节点具体是什么，则取决于具体网络的种类或所指，具体的个人、家庭、单位组织乃至国家都存在于相互的关系所组成的各种具体社会网络之中。社会的运行实质就是各种社会资源信息所形成的负熵流在这些网络中的流动。实际上，构成网络节点的具体所指并不是网络的关键所在，网络构成的形式本身就是关键，网络形式区别于使信息和资源进行单向流动的垂直组织形式。而所谓“轻匀流趋势”，在广义上，其实是人类社会日益网络化的外在表现，确切地说，“轻匀流趋势”是人类为了克服自身肉体相对于时空的局限，而在全球乃至更大时空范围内构建和扩展网络，以获取并保保存熵流所显现出来的外在特征的演变趋势。

6  结论

从整个文化层面来看，网络社会的全球化影响使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城市日益趋同, 建筑与城市文化的民族传统在网络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转换，但也正是基于建筑与城市民族传统转换的表达，才成为应对、平衡与补充这种趋同的必要手段。

当全球范围内“经济——功能连接”连同“意义——民族认同”的各类社会网络（包括金融网络、房地产开发网络及经济各行业网络、源于某民族国家地域而伸往全球的文化网络等等），一同按照犹如蒲公英种子在全球宏观尺度上远程传播，以及犹如热带雨林植物在城市微观尺度上枝蔓交错时，就导致建筑与城市从原先由所在地域文脉限定的和谐统一空间模式，转换为局部建筑多样杂糅而城市整体特色丧失的空间模式。网络社会的建筑与城市空间模式同时具有地域割裂、越界同构、意义竞争、多元交织四种特征，但它并不必然意味着混乱，当前“千城一面”的混乱趋同面貌只是这种新的空间模式的初期状态，转换将继续。

双重转换

首先，网络社会的中国建筑与城市必然要发生转换，这种转换是一种具有被动性的必然转换。必然转换是因为今日的中国社会处于从传统农业或工业社会向网络社会的转换阶段；被动是因为这种转换是在西方强势文化侵蚀下发生的。

其次，网络社会的中国建筑与城市转换具有双重性。决定这种双重性的原因主要有下列方面：

1.在今日中国社会体制（包括社会的组织形式及制度逻辑）转换的大背景下，新兴的网络体制并非简单地取代既有的体制，既有的体制依然在相当大程度上支配着这个社会的运转，今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既有的体制与新兴的网络体制交错并行的社会。

2.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也将导致网络社会中国建筑与城市转换的双重性。联接全球网络的建筑与城市空间与没有联接全球网络的建筑与城市空间将在其功能与形式上日益分化。

3.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网络社会人们民族认同的重构导致了建筑与城市空间形式上的分化。作为全球网络节点上的建筑与城市，是基于全球网络流动功能上的联接而建立的，在形式上要求诠释全球网络的流动功能，而建筑与城市空间的形式，不是抗拒就是诠释了全球网络的流动功能。而在人们的民族认同的重构中，既有网络社会精英逃离了其原有的民族认同，也有在全球网络的频繁交流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被激发强化或变异的民族认同，从而在建筑与城市空间形式上分化成上述“诠释”与“抗拒”全球网络流动功能的两条道路。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