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权利话语的熟人关系语境与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

一、 依法收贷案中的权利话语

村民老王先后于 1987 年和 1988 年两次从镇上信用社分别贷款 150 元和 50元，贷款期限都不超过一年。尽管信用社的法人代表（以下简称原告）曾经几次三番托人捎话或者当面追要甚至上门催款，但都没有结果。至 1996 年 11 月，原告以“依法收贷”为名而与当地法庭的庭长以及本村的村支书等人来到老王的家里。被告老王及其家人把原告和庭长以及村支书等人视为尊贵的客人，继而把他们谦让到炕上就坐。一场“炕上开庭”的活动由此拉开序幕。原告曾说信用社营业是为了帮助大家致富，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帮助老王一人致富。原告的陪同人员曾说，老王贷款三年不还也就够意思了，若十年不还可就说不过去了，继而揭示出一条以“国家到 1997 年就会乱套”为内容的谣言，不仅推定老王相信那条谣言，而且推定老王定会认为国家乱套后就不要贷款了，于是大力劝说老王不要相信那条谣言。老王言说自家属于穷户人家，藉以想让原告照顾一下。原告却说老王家若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也就不会来催款了。村支书告诉老王，现在的催款方式跟以前的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依法收贷”。在原告以及村支书等人的强大攻势下，老王最终出门借钱还上了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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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权利理论的儒学内涵及其当代展现

权利备选论和权利后备论已经立足于当代社会，若要让它们的儒学内涵在当代社会获得坚实而且稳固的立足点，下文便需要把原本的大胆假设建立在小心论证上，继而需要探讨儒学与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具有何种关联的问题，毕竟依法收贷案涉及到了作为政治制度的群众路线制度，同时也需要探讨人际关系与权利话语如何实现了中西融合的问题，毕竟出现在中国的权利话语原本来自于西方，更需要交待当事人对人际关系或权利话语加以选择而体现出来的主体性在中国是如何源起的。作为讨论前面三方面问题的前提，首先需要交待的便是儒学自身以怎样的面相在当代社会获得展现。就儒学自身的展现方式来看，它自古以来便以两种面相作用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理念的古今传播与理念的当下发生。前者是指来源于儒学文本或理论体系的儒学理念自古流传至今，而且又向当下的日常生活渗透；后者是指某些理念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衍生出来，因与儒学文本或理论体系上的理念相符或相同而可以归属于儒学。需要强调的是，绝非任何一种理念都可以归属于儒学。至于某种理念能否归属于儒学，取决于儒学文本或理论体系上是否存在与它相符或相同的理念。见于《论语》的《学而》篇，有若曾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先王之道以和为美，而礼的作用在于调和人际关系。因为有若是孔子的弟子，而《论语》本身记载的又是孔门师徒的言行，因此可以把孔子以及有若等人统称为孔子儒家。尽管先王之道在孔子儒家那里是被写入儒学文本而以理论的形态言说出来的，由此使得先王之道可以作为儒学理念而千古传播，但在先王那里与其说是以理论的形态言说出来的，倒不如说是以具体的行动展示出来的。如果先王空有言论而无具体的行动便无法获得孔子儒家的认可。因为注重践行是孔子儒家的一大亮点。见于《论语》的《述而》篇，孔子说，闻义要赴行，不善要改行，都是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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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权利话语的亲子关系语境与家庭伦理的代际平衡

一、 儒家的孝道理念与转型中国的家庭伦理

在权利话语高歌猛进的当代社会，尽管“为权利而斗争”的呼声一直缕缕不绝于耳，但权利话语出现在社会公共领域却又引起了一阵阵恐慌。以彭宇案为例来说，事情发生于 2007 年，在人口流动非常迅速的某处公交站牌前，要上车的彭宇与要下车的徐姓老人偶然相遇。两者是否相撞，双方各执一词。徐某倒地受伤确定属实。彭宇把徐某扶起后又与徐某的家人把老人送往医院。徐某及其家人随后认为倒地受伤系因彭宇相撞而发生，因此要行使索赔的权利便把彭宇告上法庭。鉴于双方原本并不具有任何相熟的因素而属于完完全全的陌生人，面对原告索赔，彭宇一再说自己并没有与徐某相撞，而且认为自己把老人扶起而又送往医院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彭宇撞击徐某而致使徐某在人身与财产上受有损失。鉴于双方均无过错而应合理分担，遂判定彭宇应补偿徐某损失的百分之四十六。彭宇不服判决而又上诉。双方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徐某同意减少赔偿（补偿）数额并且直接撤回了起诉。①因应着权利话语出现在公共领域引起的恐慌，彭宇案的出现又引发了人们对道德沦丧与人际交往陌生化的一阵阵感叹，继而把陌生人社会秩序如何型塑的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权利话语在陌生人社会语境中如何获得彰显，其间具有深厚的儒学内涵而又具有怎样的儒学内涵，便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为了使得探讨更加具有针对性和说理性，本文首先选取一件与彭宇案同样属于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偶然相遇而又具有极大反差的具体事例来展开分析，继而在强烈的对比中把陌生人社会秩序如何型塑的问题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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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儒学的孝道理念与转型中国的涉孝纠纷

在人口流动非常迅速的街头向完完全全的陌生人无偿问路，作为一种陌生人偶然交往的日常生活事件，其间存在着一种使用各种称呼语的规律性现象。发问者往往会观察被问者的着装以及体态等等体貌特征，继而再以自己的年龄作为基本的衡量标准来判断被问者年龄几何，若碰见同龄人便要称呼被问者或兄或弟或姐或妹，若碰见年长者便要称呼或叔叔或大爷或阿姨。那样的话语策略在语用学上已经被定义为陌生人交往的礼貌原则。①至于向陌生人问路为何要使用称呼语的意义，在于确定被问者对于发问者来说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冠以称呼语示以礼貌拉近关系，摆明自己求教的态度而希望对方赐教。被问者听到而且接受发问者给予的称呼之后，在一般情况下便会赐教，若是不赐教的话，自己也会觉得过意不去。因为陌生人交往而使用称呼语本来就旨在最大限度地维护被问者的积极面子。②积极面子与消极面子相对应。前者是指被问者赐教后便会被发问者视为和蔼可亲，或者给人留下和蔼可亲的印象；后者是指被问者若不赐教便有可能会被发问者视为不近人情，继而给人留下不够通情达理的印象。被问者积极回应发问者给予的积极面子而予以帮助，其帮助陌生人的行为便具有了助人为乐的色彩。助人为乐内含着人人都应相互帮助的理念，历来被所有社会皆视为社会公德。③所谓助人为乐而又何以“为乐”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能够获得答谢更在于“助人”后能够获得积极面子。发问者对被问者说出答谢语便是给予被问者积极面子的最为明确的表达。内置于街头问路事件的陌生人交往若不涉及其他利益，实际上便只是一种积极面子的给予与积极面子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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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权利话语的陌生人社会语境与家庭伦理....41

一、街头问路与陌生人社会秩序的型塑....... 41

（一）街头问路事例与家庭伦理的外溢....... 42

（二）街头问路的称呼语及其儒学实践....... 45

二、彭宇案与陌生人社会秩序的型塑 .... 47

三、社会公德的儒学实践与公序良俗原则 ...... 51

第四章 面向国家的权利话语与家庭伦理......62

一、国家统一的法律方式与文化方式 .... 62

（一）法律作用于国家的统一及其限度....... 63

（二）民俗作用于国家的统一及其具体展现......... 64

（三）国家统一的两种方式及其功能比较..... 67

二、国家统一的文化方式及其儒学内涵 ........ 69

三、自发型民俗的法律地位与国家统一的文化方式 .... 79

四、推动型民俗的法律地位与国家统一的文化方式 .... 86

第五章 作为法哲学理论的权利儒学与儒学发展.......95

一、儒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儒学发展的核心要义 ...... 95

二、现代新儒学与权利儒学的出现及其中西语境 ..... 110

第五章 作为法哲学理论的权利儒学与儒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西方社会具有深厚的个人主义文化传统。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的起源追溯至十三世纪。①见于前四章，西方的权利话语来到中国后便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传统发生了分离，而与中国的人际关系主义文化传统发生了融合。人际关系主义文化传统与儒学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就像西方的新分析法学、新康德主义法学和新黑格尔主义法学那样，它们分别把立论的根基建立在语义分析哲学、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上，而又分别属于语义分析哲学在法学领域的发展以及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延续，同时又正如中国的权利本位论那样，它把自己的立论根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而又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②本章把借助于儒学来展现权利话语及其人际关系语境的法哲学理论建立在儒学上，而且那样的法哲学理论其实也是一种儒学理论。把那样一种一体两面的理论放置到儒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而且用权利话语来彰显儒学的当代发展，便可以把它称为“权利儒学”。至于前面四章所论，权利话语置身于中国的熟人社会、亲子关系与陌生人社会甚至在面向国家时都不具有独领风骚的位置，正是权利儒学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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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西方的权利话语来到中国后便与作为其根基的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传统发生脱离，而与中国的人际关系主义文化传统发生融合。那样的融合并不意味着权利话语来到中国后要以人际关系主义文化传统为根基，而仅仅只是意味着权利话语要在中国人注重人际关系的语境中获得展现。以人际关系主义文化传统为根基而生长出来的仍旧是中国人注重人际关系的价值取向。权利话语作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固然重要，但又没有居于独领风骚的位置。它的重要性体现为，它与人际关系同时出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又与人际关系作为民众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两套备选方案，共同型塑着转型中国的社会语境。它没有居于独领风骚的位置体现为，它往往只是在德性不得彰显以及人际关系破裂时才会发挥作用。权利话语尽管重要，但又没有居于独领风骚的位置，以及中国人注重人际关系的价值趋向，两方面问题会在各社会领域相伴相随同时获得展现。见于熟人关系语境，权利话语的重要性体现为，它的出现能够从反向起到维护熟人关系的作用。所谓反向，意指各方当事人相互提醒，如果不再顾及人际关系，便要按照法律及其内在的权利话语处理问题。因为人际关系的破裂是各方当事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便使得他们尽管对权利话语加以大力言说，但那样的言说并不是为了特意标榜要借助于权利话语解决问题，而只是为了避免人际关系发生破裂。尽管民众对权利话语早已不再陌生，但在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民众仍旧具有舍弃权利话语而优先选择人际关系的价值趋向。就在权利话语旨在从反向维护熟人关系的同时，便也彰显着它在熟人关系语境中并没有居于独领风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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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