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社会学专业博士毕业论文，主要研究社会转型期的孝道与乡村秩序。

导 论

一、 问题的提出

“百德孝为本，百善孝为先”。黑格尔对中国文化曾作过这样的论述：“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①1849年英国人 Henry CharlesSirr，在其书中谈到：“中国民族性特有优点，是做父母的深于情爱，做儿女孝顺父母，..其中孝养父母一点尤见特色。无论贵贱，不问贫富，人人服膺孝道。”②孙中山先生也曾评价道：“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文化”具有突出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可以称之为“孝的文化”。而孝文化影响下的孝行为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状况如何，将直接关系到“小”家庭的和谐，并进而影响到整个“大”社会的稳定。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但随着中国农村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传统孝文化呈弱化之趋势，有一首打油诗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目前家庭养老所存在的尴尬，“隔窗望见儿喂儿，遥想当年我喂儿。儿喂儿来不喂我，不知将来谁喂儿。” 2006 年，《北京青年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乡村孝道让我忧心如焚》的文章，报导了全国人大代表翟玉和对农村养老状况的调查。这项针对全国 31 个省 10401 名 60 岁以上农村老人的调查显示，有 52%的子女对老人感情麻木。④报告中所披露的众多农村家庭亲情冷漠和老无所养的残酷现实，令人震惊与叹息。

这首反映当代不孝之子的叙事散文诗倾诉了年迈母亲对子女最起码的愿望和要求，辛酸而感人，一石激起千层浪，跟贴者云集，这一方面反映了当代孝的缺失已成为一个人所共知的社会现象，同时也说明对孝的认可与支持仍然是当代中国网民的一个共识——尽管大家未必能完全做得到，但都会反对不孝的行为，正所谓“吾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2010 年 7-8 月华中师大农村研究院在全国 5 省 20 村展开了关于农民生活伦理价值观的问卷调查，被调查者中认为农村近几年哪些宝贵品质变得越来越少时，选择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诚信”、“孝敬老人”、“互帮互助”，位居第二的排名印证了农村不孝敬老人现象越来越多的事实。在素有“养儿防老”千年传统的中国农村，难道孝敬老人的淳朴民风正在消逝？那么，缘何消逝？2005 年 10 月，党在召开的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宏伟目标，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位一体，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它是未来我们实现乡村社会全面发展和农民全面进步的方向标。但扪心自问，我们对现在的农村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吗？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如果从飞机上往下看，中国的城市其实是乡村里的都市。往上推三、四辈，大多数今天的城里人都还是农民。遗憾的是，农民的孩子一进城往往就把农村给忘了，仿佛自己生来就是城里人。偶尔回到乡下，也不再关心农村的日常生活，而是以游客的身份呼吸农村的新鲜空气，赞美田园的与世无争，散发出衣锦还乡的得意和居高临下的优越。有的甚至身在农村，心向城市，满脑子是城市里的流行时尚，却不理解父母的辛苦劳作。不仅如此，就连那些想关心农村的人也由于话语体系的缺失而对农村一知半解。我生长在水乡小镇，有许多农民亲戚和朋友，也曾干过一些农活，也试图了解农村社会的真实变迁，但总是失于零碎、片面，无法从一些现象来推断整体。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漫长的小农家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锻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因此，不了解农村和农民，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理解中国国情、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本身。②而村落和家庭可以成为我们了解农民和农村的一扇窗口。杨懋春在《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一书中认为，研究中国的乡村，必须把乡村生活放在一系列社会关系里进行，特别是家庭关系和村落关系，这是中国乡村研究不容忽视的两个视角。①而传统孝道则构成了家庭关系的主要内容。孝道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首先要明确其实质。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被孕育出来的孝道是随着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变动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家庭形态和社会结构赖以支撑的规范和秩序，是一个民族和村落长期绵延下来的稳定的文化心理和精神世界，也是一个包括社会利益最大化和个人利益追逐相结合的分配规则和实现机制。作为这样三种形态而存在的孝道，其结构、内涵、外延、功能的各面相如何？进化机理怎样？有何影响？如何对策？立足于文化、规则、秩序的视角，从孝与养老、孝与礼治、孝与法治三个经度，以国家与社会、社区与家庭、老年人与中青年三个纬度，探讨转型期乡村孝道的话语与实践，检讨其得与失，以为孝道新政和乡村社会新秩序的建构提供学理支撑和案例可行性分析思路。鉴于典型性和熟悉度，本文拟以鲁西南的 H 村为例，探讨乡村孝道中的上述问题。

第一章 变迁中的 H 村社会生态秩序

一、 由远及近的村庄坐标

H 村隶属于FM乡，属低山丘陵地带，位于曲阜城东略南，距曲阜城20公里。据《FM 乡志》记载：清同治九年（1870 年），“胡氏自大雪迁居于斯十七世矣”，因此地有大量的优石灰石，村民大都建窑以烧石灰为业，故名 H 村①。该村处于曲阜和 SF 两个县的交界处，两个县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差较大，从地形上看该村北面是丘陵，东面是风河水库和远山，南面是起伏的山岭，只有西面是开阔的平原，而且一直延伸至曲阜县城的广袤平地。一条乡村公路（以下简称Ａ路）由东向西把 H 村南和曲阜县城联系起来，而 H 村则居于该交通干道的末端分叉处。该村对外交通主要依靠Ａ路，1994 年之前是土路，之后铺上沥青，在历经多年的碾压之后，于 2011 年翻修一次。H 村的对外联络多数通过Ａ路，由乡村到曲阜县城，再经由曲阜汽车站、动车火车站或辗转至兖州火车站扩散开去。尤为重要的是，从曲阜县城到 H 村乡镇公路于 1998 年通了班车，从早晨 7：00—下午 17：30，每隔一个多小时发车，便利了Ａ路附近的村民。此外，2008 年日东高速（从菏泽东明到日照海滨）从 H 村村南的半山腰穿越，不少村民外出打工即直接从高速路边拦车而行，减少了先去城里再转车的不便。由于 H 村地处曲阜和 SF 县的交界处，和两者县城基本上等距离。有部分村民更倾向于到 SF 县境内进行贸易。故 H 村的社会、经济、文化带有过渡性和混合性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地缘的关系，H 村的贸易范围、通婚半径、人脉关系、种植结构有紧密关联，另一方面由于历史行政区划、人文风俗、方言俚语等的差异，使得 H 村与邻县村落的交流又保持着和而不同的特点。比如一山之隔，SF 县境村民读“水”的发音为“fei”,而隶属于曲阜的 H 村人则读“shui”。同样，虽然地缘毗邻，但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俨然有别，尤其在婚丧嫁娶的礼节仪式上，H 村要比 SF 邻地“讲究”得多。由于 H 村地处曲阜市的东南边陲，颇有点“天高皇帝远”的松闲，政令的传达和监督执行往往要比临近城区慢半拍，社会管理较为松散，再加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上级领导似乎无暇顾及。在这样的环境下，H 村的变化较为缓慢，变革的动力主要地不是自上而下的改造，而是来自于外出务工带来的由外入内的冲击，传统礼俗一方面在顽强地延续着，另一方面正面临着原旨被“偷换”乃至仪式断层的危机。

第三章家庭伦理秩序中的孝道..... 73

第一节 家庭结构的变化与新格局的形成 .......73

一、农村家庭结构的小型化.......73

二、“宠小轻老”的家庭新格局.....77

第二节 反哺式代际互惠关系的异化 .........79

一、反哺式的代际互惠关系.......80

二、反哺式代际互惠关系的异化.....83

第三节 孝道场里的关键人物：媳妇 .........88

一、传统孝道的执行者：媳妇......89

二、媳妇当家的新趋势.........90

三、一言难尽的婆媳关系........95

第四节 家国分离背景下脆弱的老人.........103

小结：家和万事兴..... 118

第四章 孝与礼：社区礼治秩序下的孝道.....122

第一节 传统的乡村“礼治”社会.... 122

一、依礼而治与“无讼”的理想....122

二、随乡入俗与“礼俗”的延续....123

第二节 传道与卫道：乡村“孝礼”的维护者.....125

一、传统乡村的“士绅统治”.....126

二、现代乡村的“头人治理”.....128

第三节 牵制与褒扬：礼俗社会对孝的控制......132

结论

自上而下靠国家政策推动和投资拉动的新农村建设，大大加快了农村现代化的步伐。但是，由于缺乏对农村内生资源及其秩序系统的深入研究，未能建立起自下而上的耦合接口，使得国家与社会在乡村建设的场域难以缝合起来。单纯依靠权威和经济资本驱动农村的现代化，而缺乏文化资本的建设和积累。长期以来它带来诸如农村知识阶层、教育资源的流失、众多非商品化、非时尚的乡村生活方式符号的贬值。农村每年培养输送了很多的大学生，但真正叶落归根的却很少；农村中年富力强又富有开拓精神的农民也多在城市打工；乡村教师队伍也在向上流动，有能力的千方百计地从村小学调往乡镇小学，由乡镇调往县城学校，为了收入的增加和自己的下一代具有较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农村中的精英和成功人士大多数选择了在家乡附近的县城买房，而且一般是买在学区房，体现了农村人对文化资本的被压抑的强烈的渴望，比如外语，农村小学前两年根本就没有外语教师，乡镇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学，而城市小学则从一年级就开始学，这样当来自边远农村、乡镇中心、城市不同区位的孩子同时进入初中和高中以后，英语基础迥然有异，成绩不可同日而语，农村地区的孩子率先输在起跑线上。无怪乎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在经过长期的调查以后发现，近 20 年来农村学生考上北大清华的愈来愈少，考上重点大学的比率也在逐年下降。①这也暗示出城乡文化资本随着单向的流出而差距越来越大。

在“区隔”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新二元结构中，农民即使离开了土地，生存依然需要大量的能够合法得到的社会资源。农民缺少经济资本，更缺少文化资本，所以，在他们被拉进城市工业化、市场化的劳动大军后，很快遇到消费时代新的分化情境下被区隔的痛苦，他们无法在市场结构中获得较好的地位，又会经历了消费时代的种种难题与新的分化。同时，农民的孩子如果在城市或乡村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条件，将失去获得体面生存的文化资本。②中国新一轮的民生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民、农民工、农村居民能否真正获得合理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方面的公共资源。按照布迪厄的思路，在开放的市场竞争时代，“为了社会区隔而进行的斗争，是所有社会生活的基本维度”。市场化要求城乡一体化和秩序资源获得的平等化，尤其在涉及到个人发展的起点公平方面，比如教育，政府要在实施制度公平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法]布迪厄：《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5】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6】叶光辉、杨国枢：《中国人的孝道》，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年 4 月。

【7】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李晶：《孝道文化与社会和谐》，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年 2 月。

【9】郭于华：《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10】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