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毕业论文，主要研究以“人”为目标的文学政治实践。

导论

第一节研究现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40年代为界，周作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身份出现巨大反差。20年代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30年代他是京派文学的盟主，在中国新文学建设和思想革命方面做出极大贡献。40年代他在北平沧陷区，出任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教育督办等政府职务，一方面，无论就创作还是影响力而言，在沧陷区文坛仍然举足轻重；另一方面，在论陷区之外广大的国统区、解放区，则成为千夫所指的政治失格者，用中国特有语汇所指称的“汉奸”。周作人与敌协作这一政治事件，使得民族国家这一政治性视野，在八九十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的周作人研究中，成为国内学界普遍的潜在研究视野或自明的理论前提。这一政治性研究视野，有助于把握研究对象思想的总体性质。但当其成为自明的理论前提或唯一主导的研究视野时，可能会给思想研究本身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以40年代为界，周作人的思想被断裂为前后两个时期。或者只承认前期的贡献，而全盘否定后期。或者从后期的结果，逆推前期思想中的伏线，这种做法看似承认前后期思想的连续性，而实际上只是预设了一种目的论的因果联系。二是割裂周作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或者将周作人个人主义的文学，看作与国家政治的对立性存在。或者只在文学专业的范围内，研究周作人在新文学各领域（例如散文、新诗、文学翻译、儿童文学等）的理论、艺术方面的贡献，据此，后期散文也只从文学价值方面予以评定。因此，当周作人研究在传记研究和细部问题上不断取得成就，逐步推进时，研究视野的局限所带来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局限了对研究对象的贴近和深入。

另一方面，近年也开始出现新的研究视野。例如朱晓江的《论周作人散文的“反抗性”特征及其思想内涵》，展开的是“文明论”的研究视野。朱晓江认为周作人对“人”的关注，与“启蒙”视野下将有关“人”的叙事纳入国家、民族的整体价值中不同，是出自对“现代文明进程的关怀”，这成为周氏散文“反抗性”特性的思想支撑。张旭东的《散文与社会个体性的创造——论周作人30年代小品文写作的审美政治》，则展开的是文化政治的研究视野。张旭东认为周作人30年代貌似闲适的小品文写作，是“非政治化”的政治性写作，实际上是通过散文这一象征性文化空间的自我合理化，积累象征资本，实现对社会个体性的建构，并提供了一种日常生活的美学，与旧势力及新兴左翼政治对抗。 Susan Daruvala 的"Zhou Zuoren and an Alternative Chinese Response to Modernity",借助美学现代性的研究视野，选取周作人依托民俗学形成的“地方风物”关注、“趣味”与“本色”的传统美学范畴、言志与载道起伏消长的文学史观，作为周作人美学建构的组成部分，将其追述为与民族国家的主流现代性话语相对抗的另外一种现代性选择。这些新的研究视野，释放了以往政治性视野主导的研究中被遮蔽的很多东西，比如周作人的文学、美学、文明观等所具有的思想意义，因之很多具体的论断富于新意和启发性。不过，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不能完全摆脱将文学与政治、日常生活与宏大叙事、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与民族国家的特定价值，进行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有时也会带来另一种遮蔽和简化。同样具有文化政治的研究视野，但在方法论上对二元论陷讲有所警惕的，是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的周作人研究。收于《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中的相关论文，既从周作人所身处的政治语境中解析其思想与文学的发生、变迁与特质，反之也从其思想与文学中探测周作人自身的政治意图。在文学、思想与政治的复杂关联中将研究对象语境化、具体化、对话化的思想方法，也体现在木山英雄关于周作人的思想传记——《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一书中。

第一章“自由精神”及其实现

晚清以降，因西方列强入侵而被迫打幵国门的中华帝国，面临着从建立在朝贡体系基础上的帝国秩序向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秩序的转变，“变革”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主题。晚清各派知识分子基于不同的政治诉求，提出各种政治变革方案并付诸实施。由这一救亡图存的政治意识所引发，同时也展幵了有关"文明”话题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清末留学日本的青年周氏兄弟，首先将人的“自由精神”与“文明”关联；其次通过引入西方近代的“纯文学”观念，以及保留中国传统的音乐政治理论，将用以实现“自由精神”的“文学”作为改革现实政治的途径，建立起独特的文学一政治观。留日时期的文学启蒙活动失败之后，周作人将重心从“文学”转移到“人”，研究人种改良学说，从文化教育的角度探索如何培育、发展人的个性，即如何养成具有“自由精神”的主体。另一方面，从日本艺术思想中汲取的“美育”思想，使周氏兄弟与民国共和政治相一致的“新文化”建设，具有超越性的“美意识”。

第一节“悲哀”文学之力

1. 文学一政治观的建立

当西方语汇civilization被译为中国典籍中早已存在的“文明” 一词时，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真假李逵”的问题。civilization与“文明”在各自所属的漫长历史与文化体系中已经积淀了相对固定的内容与意义，此时相遇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秩序之中，正如国际之间的法律纠纷需要国际公法来裁决一样，那么也不能不问，能够公行于各国之间的、真正的“文明”是什么？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立足于中国既有的辉煌文明成果，不轻易将文明与西方文化对等，这在晚清经常出现的中西方文化对比的视野中并不显得新奇。

第三章个人自主性与“现代中国”的建构........... 114

第一节“革命文学论争"的思想资源 ...........114

第二节"理性化运动”的再出发 ...........135

第三节“文学复古”中的“现代中国”构想........... 150

第四章政治困境中的思想表达........... 163

第一节“儒家思想”的政治化........... 163

第二节文化自主的思想挣扎........... 171

结论

综观周作人一生的个人经历与思想变迁，与其祸福荣辱、成败得失关系最为紧密的因素，可以说是日本文化。大体来说，日本文化在三个层面与周作人发生关联。

第一，个人经验层面。青年时代（22-27岁），周作人在日本度过六年留学生活。他一边跟随大哥鲁迅，为实现人的不受外在权威压制与物欲实利束缚的“自由精神”，同时也为了襄助旨在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统治的种族革命，建立与人的“自由精神”相匹配的国家政治，面向国人译介弱小民族国家的反抗性文学，期待文学发挥思想之力，实现社会变革。一边在大哥的庇护之下，安然享受着曰本明治晚期，已经过40年近代化建设的普通人日常生活。这样，在由他年轻的热情所支持的政治理想，与给他的身心带来愉悦感的生活环境之间，实际上存在不小的距离。“立人”也好，“立国”也好，思想变革的最终目标要落实为何种具体形态？如果不是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关注这一问题在政治体制层面的解答，那么它的答案也许就潜伏在与个人自身最为密接的个人日常生活经验中。结束留学生活回国之初，国内现实对他的触动，首先也是使他从反面感到对梦一般过去了的日本生活的怀恋。726周作人从留学生活中体验到的普通日本人在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上的特点，如清洁、有礼、洒脱等，在他看来正是从积久深厚的生活经验中形成的文化的产物。这种生活经验中的文化因子，很快就加入到周作人回国之后，处身于中国现实环境时所需要的思想建构与政治理想中。因此，面对民国成立，从政治体制上对“民主共和”的实现，周作人反而提出“以今较昔，其异安在？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 727的质疑。思想，最终必须显现为人的具体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才能形成“文化”，也才能完成与动物有别的“人”的实现。周作人从生活经验中感受到的日本文化特性，同时也从他对日本学术艺文的阅读经验中得到印证，由此形成了他终身爱好的“日本文化”像。作为思想的出发点和目的地的，对周作人而言都是人的生活。而在他的个人生活经验中，青年时代的日本留学生活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第二，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层面。周作人的文学政治实践，从致力于“人”的目标这一点上来说，与国家政治实践是一致的。但他试图依借思想文化的力量，就排除了国家政治并不排斥的武力的力量。这一思想的出发点，在于周作人对于“人”与动物有别的“文明”属性的认识。周作人所张扬的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在于人不受本能控制的自觉意识，与不受外在权威压制的自主能力。因此，成为个体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人，可以说是周作人关于“人”的目标。不过，周作人的“个人”概念，实际上从未单独出现过，而是先后在个人-人类、个人-民族、个人-人情、个人-自然构成的两极结构关系中存在。这意味着他对人的“文明”属性的规定，实际上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为前提，规定个人的内在伦理。像动物世界中那样，以实际力量的强弱大小所决定的弱肉强食的自然性关系，是被周作人排除在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考虑之外的。因此，在他的思想中，“文化”优于“政治”的倾向很突出。在为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而进行的现代文化建设中，周作人引入“人情美”的日本文化资源，来补救中国文化的缺失，其理论前提是中日两国在古代真正友好的文化交流中，奠定了文化共通性的基础。但是在现实中，涉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首先是政治决定一切，没有政治平等的文化交流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反之，没有将文化建设考虑在内的政治，其能否完成政治应有的职责（这也是其自身能否生存的合法性依据），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也将成为疑问。那么，周作人不惜付出犯下政治错误的代价，也要为文化自主进行抗争的行为，这种“失败主义式的抵抗”，能否为在国家建设中思考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在国际政治中改善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提供某种启示，无论是经验的或教训的？

参考文献

1《陀螺：诗歌小品集》，新潮社，1925年。

2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3止庵编订：《周作人译文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4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5《周作人日记》（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8年。

6《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7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8《域外小说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9《现代日本小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

10《点滴：近代名家短篇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