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社会学专业博士论文范文，主要研究现代性与社会主义城市建构。

绪论

以1949年之后的北京为方法第一节选题意义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研究在国内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当代中国对现代化及城镇化的强烈愿望；而另外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得到极大发展的中国城市，尤其是一些被凸显出独特意义的重要城市，亟需在文化认同的层面确认自身文化身份和历史定位，也是推动城市研究繁荣的重要动因。就文学领域而言，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等大城市的资本主义都市生活为表述对象的文学传统，在1949年之后销声匿迹；而构成当代文学起源的解放区文学传统从来都缺乏想象城市的成熟经验。这就使得文学在面对当下城市幻象时，虽然怀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与责任，却几乎找不到可资借鉴、承继与发扬的文学资源和文化资源。因此，对城市、城市文化以及城市文学的研究，既是一种外在的需要，也是一种内在诉求。其实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研究在国内己经成为一门显学”并不准确，具体而言，是上海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国内城市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关注，当然有种种原因：就城市历史而言，上海从一个小村庄发展为国际大都市的历程，正与中国遭遇现代性的时间进程相伴随，最为纯粹地表现出西方现代性如何在中国凭空兴建出一座实实在在的城市文学传统而言，20世纪30年代集中于上海的诸多文人，已经从不同角度对上海的市民生活、消费主义空间及内在的革命传统作出了详尽表述，留下诸多可资探讨的话题；就现实诉求而言，建国之后一直被树为计划经济典范的上海，在92年之后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再次焕发活力，成为中国最为现代的大都市之代表，因而格外具有建构城市想象、确立城市主体身份的内在诉求；而就学术资源而言，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等学术机构就通力合作，使上海研究成为海外汉学的热门话题，李欧梵于1997写成的《上海摩登》更是成为最早传入中国的以现代性视野研究中国城市的学术著作，对国内学者起到了示范作用。

但以上种种原因同样也向我们昭示出以上海一塘替代中国城市整体之误区。恰恰因为上海从真正成为城市的那一天起，就得益于欧风美雨的滋润，几乎是完全在西方现代城市观念指导下建立起来的都市，因而尽管从上海能够清楚地观察其城市空间的“现代性”内涵，但却缺乏“中国性”的典范意义。诚如论者所言，片面以上海为对象研宄中国都市，是"隐晦地将革命（社会主义）历史作为非现代（或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因素副除出想象的视野：同时，其所关注的面向主要集中于与西方产生碰撞的层面，而忽视（或无法纳入）中国城市记忆与‘现代’相抵梧的部分。可以说，上海的城市现代性是一种殖民现代性。”相应的，围绕上海这座城市进行的文学书写（从20世纪30年代的都市小说，到孤岛时期张爱玲的日常生活情爱想象，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至新世纪王安忆、陈丹燕、卫慧、棉棉等人的老上海怀旧与当代消费主义的上海写作）与学术论述，也莫不带有此种殖民性特征。正是在此意义上，强调北京研究才格外具有意义。陈平原写作《"北京学”》、《“五方杂处”说北京》、《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一系列文章，希望建立起一门“北京学”，即是相较上海想象，更看重北京这座建城2000多年、建都800多年的中国传统城市，在从“乡土北京”向“现代北京”的转变中所呈现出的现代性繁复内涵。这里所说的传统，“不是抽象的能指，或来自遥远乡村的可笑而愚昧的乡下人固守的信念，而是渗透于这个城市的空间形态，其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和精神构成当中”、即是说，北京从城市文化到居民性格，都指涉着一种从中国乡土社会内部产生、发展和逐渐完善的城市类型，与西方城市迥然相异。然而随着西方现代性观念的进入，一种关于城市的现代想象替代了中国固有的“田园式城市”想象，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城市在这种想象的指导下不断进行自身改造。这一充满了矛盾、挣扎、夺取与妥协的过程，只有以北京为样本才能够清楚呈现。陈平原甚至提出，北京应该被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看待。陈平原此语主要针对文学史研宄，而在我看来，所谓以北京为研究方法，可以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概言之，即是以北京为问题意识，关注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城市在遭遇现代性时所发生的种种外在挤压与内在调整，从而梳理出一整套关于中国城市空间如何应对现代的理论命题。

第一章建构“首都”：空间意义的收纳、改写与辖射

1949年9月27日，“北平”复名“北京”，成为几天之后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命名的改换预兆了城市职能和政治身份的更新，同时在相当程度上，城市现实功能的实现和拓展也有赖于如何在话语层面上建构首都北京这一政治/文化符号。对于当时的北京而言尤其如此。长达二十余年失去首都光环的北京，此时已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化中心，“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笔下，北京多少是带有落寞的‘废都’意味的，带有文人的某些落寞、不平之气”；“到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北京’基本上已经是一种‘边疆叙事’ 了”。在此情况下，重新建构北京的政治中心形象格外显得必要，这正是“1949年之后，‘文学中的北京’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原因所在。而这一建构需求又有着更为深刻的一面。尽管“今天，在大多数人看来，定都北京似乎是别无选择” 一一在当时备选的几个大城市当中，和平解放的北京保留了较好的市政设施条件和较大的发展余地，有现成可资利用的办公条件，而尤其重要的是，北京W28年以前长达几百年作为都城的历史使其在“城市的文化传统、政治象征，以及它在国内政治格局中所处的位势”等方面具有南京、武汉等城市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但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的形象并非没有趟她之处：“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南方徘徊了 38年之后，又重新回到北京。不能不说，这深刻地反映了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心理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仅在领袖心中，而且在大多数老百姓看来，北京比其他任何中国城市都更像首都一一怎能想象中国的首都能没有金碧辉煌的天安门，没有红墙黄瓦的建筑？北京满足了中国人文化心理中稳定、连续、凝聚和向心的强烈要求。”问题在于，虽然“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和“红墙黄瓦的建筑”的确提供了权力象征，但对新生政权而言恰恰是革命的对象，如何将这些传统权力符号收纳进新中国首都的城市空间当中，并改写出新的内涵，遂成为一个重要命题一一北京不仅需要成为政治中心，而且必须成为一个全新意义的政治中心。

第三章大院文化的形成、上升与追怀........... 42

第一节权力空间与个人塑形.......... 45

第二节空间意义、历史渊源与内在差异.......... 54

第三节一张标识了等高线的新城市地图.......... 63

第四节大院思乡病的复杂机制.......... 73

第四章：政治想象笼罩下的北京文化想象.......... 80

第一节老舍之于“京味”的意义.......... 82

第二节八十年代京味文学的政治策略.......... 93

结论

自晚清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始终处在现代性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当中。鸦片战争失利，老大帝国从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推入世界格局之中，迫使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性的视野重新打量自身所处的国度与文化，追索寻求中国自强与现代化的道路；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标志着在前此探索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国人选择另外一种现代性方案作为纲领，对整个中国社会进行深入的改造，回应百年以来民族复兴之梦想；新时期以降，现代性携全球化潮流再次涌进国门，其所提供的社会理想与价值认同与社会主义理想大异其趣，使整个社会焕发出一种基于学习西方而创新改变的激情，却并未意识到这不过是一次故人重逢。三次现代性浪潮广泛波及城市与乡村，深刻改变了乡土中国，而较之具备更单纯社会形态和更稳定文化结构的乡村而言，城市发生的变动显然更加剧烈。现代性作用于中国城市，不仅使得上海这样极具殖民现代性意味的城市凭空兴起，更重要的是使如北京一般的传统中国城市在城市职能、组织结构、文化形态、空间意义等各方面都发生根本性的断裂与重生。正如薛凤旋所说，在考察中国城市的时候，必须将之放置在社会主义、传统儒家价值观和行为，以及资本主义三重视野当中加以讨论。227任何一种视野的丧失，都将使我们对于中国城市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失之简单与偏颇。而上海的历史如此单纯，殖民现代性特质如此明确，使它即使作为计划经济的排头兵在社会主义时代打上了深刻的革命印记，于时代更换之际仍能轻盈转身，很快投入对于殖民时代的怀旧当中。相比之下，北京所呈现出的周折、挣扎与痛楚反而更具有代表性。有时轻盈恰恰意味着简单，而沉重的历史遗产反而是一种资源，成为梳理过去与重新出发更好的起点。

关于都市文化与现代性的问题，李欧梵早就提出，都市文化不应只是指都市物质文明，也应该包括“由于物质文明的激发而呈现在印刷文化上的对于中国现代性的想象和憧憬”，“现代性的风貌是由于都市印刷文化的带动而引起的，换言之，即在物质文化的基础和想象的层次之间双方是互动的。”李欧梵由此关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与大众文化产品当中对于都市现代性的想象，同时也提醒我们，在考察都市文学时，绝不应仅仅将文学视为对现实被动与单向的反映，在那些想象北京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与此城市相关的几代人的共同心理结构，其中不仅对北京及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城市挣脱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作了详尽记录，更凭借文学技术上有意的张扬与遮蔽，表达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这座城市的期待与渴求。在北京城命运流转的过程中，以北京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其题材、形式与审美规范也同样不断变动。正如理查德?利罕在其经典之作《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一书中幵宗明义指出的：“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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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包亚明：《后现代型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9、包亚明：《上海酒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10、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