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语文教育博士论文，主要研究语文教材文学类文本。

绪 论

一、 研究缘起

文本是语文教育的核心要素，是生成语文教学内容、开展言语实践、提升语文素养不可或缺的载体，任何忽视文本的教育行为都会导致言语实践活动的无效或低效。教育部制订的 2011 年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教学建议中特别指出，教师应认真钻研教材，正确理解教材、把握教材内容，创造性地使用教材。〔1〕在实验版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在“创造性使用教材”之外特意增加了“正确理解教材、把握教材内容”的教学建议。这里，教材就是教育教学意义上的文本。这是新的课程标准对课程改革过程中忽视文本自身意义要求的矫正。在语文教育实施过程中，如何把握文本的特征，体现文本在提升语文素养、促进生命发展中的作用，并非易事。这是因为无论是作为文学意义上的文本，还是教学意义上的文本，都是处于争议、冲突中的概念。因而，澄清模糊认识，梳理文学研究的脉络，建构语文教育文本学，开辟语文课程改革的文本学路向，越来越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一） 研究转向：从教学方法到教学内容

从近 10 年的语文教育研究来看，研究的重点已经日益从教的技术、技艺、方法问题，转向了教什么、学什么的问题。在本轮课程改革的初期，最为常见的是围绕教师教育理念开展研究，引导教师形成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建构一种教学模式、寻求一种教学方法。但是，语文教学毕竟不该成为一种教学技能的展示，好的教学方法与教学策略对于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效果有效，但有限。所有的语文教学技巧、教学技能或教学策略，都必须建立在对所教内容正确、深刻地理解与把握上，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是“花架子”。所以，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语文教学研究更多地转向了教什么的问题，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教学内容。语文教学内容究竟如何确定？王荣生从定篇、例文、样本、用件四个类型对语文教材的选文内容进行了新的界定。他还具体分析了这四类的内涵：定篇，即指教学中学习经典文本中的意义；例文，就是供学习的例子，例子强调更多呈现诗文和诗文读写知识；样本，在于学习“读写现场”中形成的读写的技能和方法；用件，就是学习选文所提供的知识材料，也就是“用”选文中的信息材料。〔2〕从中不难看出，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确定一刻也离不开文本，离不开教材。无论是学习文本内在的意蕴、承载的信息，还是把文本作为读写技能、方法的范例，它都是作为语文教学内容的重要资源而存在的。既然语文教育研究的重点，已经从教育理念、教育方法转向教的内容、学的内容，那么，文本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作为推进课程改革的重要维度，应当得到重视，也应当取得研究的突破。

（二） 实践困惑：“教文本”还是“用文本教”

教学内容与文本内容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文本即是教学内容，还是文本只是教学内容的载体？这个问题也并非不证自明。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教文本（教材）”与“用文本（教材）教”的关系在课程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似乎就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教文本，意味着教学中的师生把文本作为了教学的本体或目标，文本的权威性得到了体现；而“用文本教”意味着教学中师生主体地位的提升，文本不过是达成教学目的的一个工具，一个手段，用这样一个教材或那样一个教材，用教材或者不用教材，都不会对教学效果产生太大的影响。这实际上是一个思维方式问题，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思维方式称为二元对立的、机械的思维方式。目前，“用教材教”的说法更为盛行，似乎成为语文教学界的流行语，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往往把“用教材教”“用文本教”等同于“创造性使用教材、使用文本”，作为教学智慧的体现。但是，一旦把文本或教材看作了一种工具或者手段，它在教学中的地位就难以得到保证。所以，在语文教学实践中，文本不过成为了引起某个话题的由头，使文本的多元解读成为了近乎滑稽的“戏说”，这就淡化了文本或教材在教学中的应有作用。但回到“教教材”似乎又回到了课改前的老路，回到了以教材、文本为权威、以教材、文本中心的那种传统的教学道路，一种追求绝对化、普适性的科学—实证主义思维方式就会再次桎梏语文教育教学的生命力、创造力。曹明海在《教材文本资源与教学内容确定》〔3〕一文中提出了教材文本的概念，指出，“用教材文本教”与“教教材文本”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关系，在强调“用教材教”的教学智慧的同时，不可忽视教材文本作为教学内容资源的重要性，并运用文本层次理论分析了确定教学内容的策略。在语文实践中，如何更深入地发挥文本学对语文教育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更好地促进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无疑是一个新的课题。

第一章 语文教材文学类文本的文化阐释

文本，是教学之本。语文教材文学类文本是语文教学文本构成的主体部分。“文本即课程”，语文课程的一切教学活动大都是以各种不同类型的教材文本为“基本元件”来组织设计的，其中，文学类文本就是作为“基本元件”的主体而支撑着语文教学活动的设计和语文审美活动的建构。这类文学类文本教材作为语文课程的一种存在方式和教学构成物，决定着语文课程的教学内容，主导着语文课程的教学设计，可以说，它是语文课程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研究和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本章从文本概念切入，首先对文本的生成与构成进行理论上的探源考察，进而对语文教材文学类文本加以文化的阐释，以呈现和厘清语文教材文学类文本构成的文化特质。

一、 从文本说开去：语文教材文学类文本基础概念的探源考察

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角度看，文本是一个有符号结构的世界，无论你从什么样的角度接近和阐释一个文本，它都依然提供无穷的变化的空间，符号的组接、符号自身的历史性、符号背后的意义都组成了一个丰富复杂的文本世界。其实，每一门具体的科学都是一个符号系统，而知识的整体目标就是符号系统的总合。罗兰•巴特说：“这篇文本是能指的银河系，而不是所指的结构；它无开头而言；它是可换向的；我们可从许多入口进入文本，而没有一个入口可以断言是主要的；它所调用的编码无穷无尽，但均难以确定（其意思从不只依赖一种决定理论，甚至是靠偶然性）；意思系统可以从这种绝对多元的文本中获得。”〔30〕当然，罗兰•巴特肯定文本的符号性同时也强调文学符号和其他符号有着本质的不同，文学符号/文本符号有自己的本质，这种本质主要是通过能指/所指以及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来实现的，确切地说是经过两者之间联想型链接来实现的。他认为，由于文本是对符号的接近和体验，作品则接近所指。文本就是语言游戏，能指即无限增殖。语言是先于作者而存在的，作者仅仅是名义上的作者，因此巴特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了“文本”。在这里，文本由此成了能指的天地，而能指的无限性不再依赖于无法言喻的概念。

二、语文教材文学类文本资源构成的类型........（125）

（一）文学类文本呈现方式分类.......（126）

（二）文学类文本资源的审美层次分类....（130）

三、语文教材文学类文本资源的发掘维度........（133）

（一）文学类文本资源发掘维度的理论支撑.......（133）

（二）文学类文本资源发掘的三个维度....（134）

四、语文教材文学类文本资源的发掘策略........（142）

（一）设计发掘策略所遵循的基本原则....（142）

（二）落实发掘策略所经由的基本路径....（148）

结论

文本是语文教育研究的重要维度，是一个能够突出语文学科教学内容、需要重点予以把握的核心问题。2001 年启动的国家新世纪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迄今已经过了十余年实践探索的历程，取得了显著成效。无论是课程教学理念的更新，还是语文课程标准的完善，都得到中小学教师的广泛认同，结出了丰硕的实践成果。与此同时，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11 年新修订的语文课程标准，在教学建议中特别指出，教师应认真钻研教材，正确理解教材、把握教材内容，创造性地使用教材。〔205〕在实验版“创造性使用教材”的基础上，特意增加了“正确理解教材、把握教材内容”的教学建议。这里所称的教材，就是教育教学意义上的文本。可以说，这正是修订版课程标准对课程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忽视文本自身意义等不良倾向的矫正。与之相联系，在语文教育实施过程中，应该如何把握文本特征，体现文本在提升语文素养、促进生命发展中的作用呢？回答这个问题并非易事。原因在于，无论是作为文学意义上的文本还是教学意义上的文本，都是处于争议、冲突中的概念。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去澄清模糊认识，梳理文学研究的脉络，进而建构起语文教育文本学的理论体系，开辟语文课程改革的文本学路向，为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

基于此种认识，本文立足于消解语文学科教学中的二元对立的观点，通过辩证统一的思维和研究方法，来关注、梳理、解析语文教材中的文本。而文学类文本作为语文教材文本的重要组成，加之其在体现语文学科特点方面的典型价值，自然成为本文研究基本取向。这一研究不仅契合了语文教学改革的总体趋势与具体需求，而且涉及对语文教育整体范式与哲学根基的理性思考，因此也就形成了实践和理论双重维度的积极意义。具体来说，本文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体现了对语文课程改革中语文教学内容的关注。从近十年语文教育研究来看，研究的着力点已经从教的技术、技艺、方法，转向了教什么、学什么的问题。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确定一刻也离不开文本，离不开教材，无论是学习文本内在的意蕴、承载的信息，还是把文本作为读写技能、方法的范例，它都是作为语文教学内容的重要资源而存在的。随着语文教育研究重点的迁移与回归，文本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作为推进课程改革的重要维度，理应得到重视，理应取得相关研究的更多突破。二是梳理了“教文本”与“用文本教”的关系。从实践来看，教学内容与文本内容的关系并非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曹明海在《教材文本资源与教学内容确定》一文提出教材文本的概念，指出“用教材文本教”与“教教材文本”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关系，在强调“用教材教”的教学智慧的同时，不可忽视教材文本作为教学内容资源的重要性，并运用文本层次理论分析了确定教学内容的策略。在本文中，无论是对文学类文本的文化阐释，还是审美透视解析，以及资源发掘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都照应了上述辩证统一关系，并提供了一定的实践操作建议。三是突出了文学观念这一语文教育研究应当强化的核心。

参考文献

〔1〕 〔前苏联〕巴赫金著，巴赫金文集（晓河、贾泽林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2〕 〔前苏联〕巴赫金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刘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3〕 〔前苏联〕瓦 阿 苏霍姆林斯基著，给教师的建议（杜殿坤编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

〔4〕〔前苏联〕瓦 阿 苏霍姆林斯基著，教育的艺术（杜殿坤编译），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年版。

〔5〕〔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学（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年版。

〔6〕 〔法〕保罗•利科著，从文本到情节：经典阐释学论文集（陶远华、袁耀东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7〕 〔法〕热拉尔•热奈特著，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8〕 〔法〕米盖尔•杜夫海纳著，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9〕 〔法〕罗兰•巴特著，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

〔10〕〔法〕罗兰•巴特著，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